種族史學者保羅·吉爾羅伊：我們沒辦法承受悲觀主義的代價
保羅·吉爾羅伊是一位以研究英國黑人文化為學術領域的作家。他的作品包括1987年的"米旗上沒有黑色"(ThereAin‘tNoBlackintheUnionJack)、1993年的"小動作"(SmallActs)和"黑色大西洋"(The BlackAtlantic)，以及2004年出版的"帝國之后"(After帝國)。吉爾羅伊在倫敦大學金史密斯學院任教，并在耶魯大學擔任非裔美國人研究系主任。他目前是倫敦大學種族和種族主義研究中心的負責人。吉爾羅伊因其在文化研究、批判性種族研究、歷史和非裔美國人研究方面的杰出貢獻而在2019年獲得了霍爾伯格獎。
據我所知，你和"衛報"的客座編輯史蒂夫·麥昆是親密的朋友。你們是怎么認識的？
保羅·吉爾羅伊：我在金史密斯學院教書的時候，他是學校的學生。有一次，他和他的朋友德斯蒙德來找我，他也在學習黑人藝術。他只是想和我談談，我很樂意。從那以后，每當他感到困惑和沮喪時，他都會來找我和他說話。我認為這表明他渴望被別人重視。在交流過程中，我們發現我們有共同的興趣，他非凡的一面也逐漸顯現出來。
他經常把自己視為黑人藝術家、活動家和作家傳統的一員，并渴望從過去和未來中吸取教訓。我想你也屬于這種背景。
保羅·吉爾羅伊：我比史蒂夫大15到6歲，事實是沒有多少人會寫關于黑人英國藝術的專著。我的角色是為他開辟一個特定的空間，以便他有機會發揮自己的才能。
在我看來，史蒂夫的"小斧頭"系列--尤其是"情人石"--從各個方面看都像是一首難以捉摸的挽歌，講述了另一個時代和另一種黑人英語的共同身份，它突然看起來離我們很遠。
保羅·吉爾羅伊(Paul Gilroy)：是的，我同意。從人口統計學上看，來自加勒比海的英國黑人移民人數一直在下降，其中大多數來自非洲各地，而這些人在來到英國時有著不同的背景。有些人是難民，另一些人是中產階級，家庭狀況更好。這就造就了一個截然不同的黑人(黑人)。他們的分化程度更高，更接近美國，也更接近黑人政治形式，而不是植根于一系列奴隸經歷帶來的后果。
喬治·弗洛伊德(George Freud)在明尼阿波利斯被警察擊斃后，布萊克·利夫斯特運動(BlackLivesMatter)爆發并席卷全球，許多人認為這是一個真正的變革機會。你同意嗎？
保羅·吉爾羅伊：這還不容易判斷。體育肯定會爆發，但對未來沒有保證。據我所知，美國很多人認為，既然這已經發生了，我們可能正處在建立新的種族關系的轉折點，如果你愿意的話，你可以稱之為繼美國內戰和1960年代民權運動之后的"第三次重建"。我當然希望這是真的，但沒有足夠的資料作出結論。如何跟進已是一個問題。在那個時候，疲勞和抑郁可能會滋生，上層會傾向于無動于衷。我不想說這么暗，但春運和夏初的車程似乎并沒有持續多久。
你在"帝國之后"中提出了這個問題：當代英國是否具有多元文化特征？鑒于自2004年以來所發生的變化，這種可能性似乎正在遠離我們。
保羅·吉爾羅伊(Paul Gilroy)：沒錯。當時，對伊拉克和阿富汗戰爭的反對形成了某種聯盟，其基礎是渴望找到一條不受傳統好戰傾向影響的非美國化道路。如今，這一基礎已經消退。英國相對平靜的局面，與美國爆發的抗議活動形成了鮮明對比，美國的抗議活動只存在冷漠、疲勞和挫敗感。
BLM運動爆發后，藝術界、傳媒界和時尚界的大公司紛紛跟進，你對此有何看法？
在英國和美國，殖民化，特別是奴隸貿易，似乎在文化、歷史或教育方面沒有得到足夠的重視。如果這種情況繼續下去，是否有辦法在政治上促進進步？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