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不確定時期，穩健的貨幣政策應該通過穩定預期，事半功倍。
2020年10月，隨著新型冠狀病毒在歐洲流行的加劇，法國、德國和比利時相繼宣布重啟禁令，由此帶來的經濟不確定性再次上升。同月，中共十九屆五中全會在北京召開。全會指出，"國際環境越來越復雜，不穩定和不確定性明顯增加。"全會制定了"十四五"期間的戰略規劃，沒有制定未來五年的具體經濟增長目標。
作者認為，脫鹽增長目標的一個重要信號是，盡管新冠肺炎的疫情和中美貿易摩擦所造成的巨大不確定性將給中國經濟帶來不小的挑戰，但針對未來經濟周期的貨幣政策將保持固定、更加穩定和中立，側重于消除短期經濟波動，并將中長期經濟增長移交給供應方結構改革。貨幣政策如何才能在避免洪澇和過度推進的前提下，積極參與"六大穩定"和"六保"的實施？答案是通過減少政策不確定性來增加政策乘數，使穩健的貨幣政策能夠事半功倍。
近一年前，中國社會科學院學術學部委員余永定教授發表了題為《是時候剎車了》。當我第一次讀到先生時。于的文章，結合中國的GDP從6。從2018年第一季度的8%到2019年第三季度的6%，我也同意公共政策應該立即發揮逆周期調節的作用，防止經濟進一步失速。畢竟，結構性改革猶如"遠水"，增長可能持續下滑和預期惡化則是"近火"。他認為，如果經濟放緩過快，刺激是值得的，然而，"6%"不是一個需要固定的目標。鑒于過度刺激帶來的高成本和系統性風險，結合以往刺激的后果，我們不妨適度下調增長目標，為結構性改革留出空間。從經常項目順差，投資回報率，宏觀杠桿等角度，詳細論證了財政貨幣政策空間大幅收窄的觀點。"。
上世紀90年代初泡沫破裂后，日本不斷出臺的財政和貨幣政策刺激措施收效甚微。在新冠肺炎疫情和中美貿易摩擦給企業和家族帶來巨大不確定性之際，減少政策不確定性已成為決策者面前的一頓成本較低的午餐，從而避免濫用激進藥物，同時收獲反周期監管和控制的結果。
結合上述分析，不確定性可能對企業投資、就業、全社會要素生產率、出口和結構性去杠桿化產生負面影響，在處理經濟停滯和刺激政策后遺癥的過程中，為了實現小而廣的反周期政策的效應，以最小的損害經濟結構換取最大的利益，必須通過"穩定預期"調動微觀個體在經濟中的力量，其中財政政策和貨幣政策需要協調，同時建立長期規則以減少政策不確定性。
那么，當前財政和貨幣政策的最佳規則是什么呢？為了找到答案，應該將兩者整合在一個框架中。一般而言，財政規則將財政政策與政府債務和產出波動掛鉤，而貨幣規則則保持貨幣政策與通脹和產出波動掛鉤。
我的研究發現，在國有企業存在市場力量的現實條件下（部分原因在于國有企業所處行業造成的自然壟斷），金融抑制是一種次優的制度安排，能夠以較低的融資成本促進國有企業產出，并在一定程度上抵消國有企業市場力量造成的效率損失。雖然擴張性財政政策和擴張性貨幣政策都能刺激產出和通貨膨脹，但貨幣擴張會導致更高的通貨膨脹。針對政策不確定性給企業特別是民營企業帶來的疑慮，要就政策的規則，目標，方向，力度，期限等與市場充分溝通。
上述研究還發現，結構性扭曲程度越大，同樣數量的刺激措施對gdp的影響就越小。因此，我們不需要擔心中長期的供應側結構性改革會減緩短期目標，兩者是相輔相成的。
